余文峰，一九九一年毕业于暨南大学工商管理系，及后亦取得市场学硕士学位，现在担任澳门特別行政区行政长官办公室顾问，兼政府助理发言人。

（余文峰照片）  

“你正当壮年，怎么就当起顾问来了，我的印象中顾问一般都是上了年纪才当的啊？”一见到余文峰，我第一句就这样问。“哈哈，在我们特区政府内的顾问可不是你印象中的那种顾问，这是一种职务，是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委任的。”余文峰边说边招呼我坐下。

说起为什么当时学士和硕士学位读的都是经济类的专业，现在从事的却是政治方面的工作？余文峰坦言自己也没有想过，就象是职业生涯规划里已经安排好的一样，而且贯穿始终的就是《澳门基本法》这部澳门特区的根本性法律，而且一干就是27年。

一九八八年四月十三日，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专责《基本法》的起草工作。为了在《基本法》起草过程中广泛征询澳门居民的意见，起草委员会决定委托在澳门的23位起草委员发起筹组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民间咨询组织─澳门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并在一九八九年五月正式运作。

余文峰介绍说：“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和咨询委员会成立后，先后进行了三次全面、公开的咨询活动。一九九一年大学毕业时，适逢其会，我加入了澳门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秘书担任秘书工作。当时正处于《澳门基本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咨询的阶段，也就是第二次的公开咨询。秘书处的工作主要就是根据《基本法》起草的不同阶段，作出相应的咨询活动安排，并且推动澳门居民积极参与。为鼓励和推动居民参与发表意见，如何把枯燥的法律内容和条文生活化、生动化的让居民了解，从而发表意见和建议，可真是考验我们工作技巧的难题啊。我们想方设法举办了许多形式多样，针对不同阶层、对象的宣传咨询活动，例如在中秋游园会中加入《基本法》的宣传元素，寓宣传于娱乐，收到良好的效果，这也是法律宣传的新尝试。”

我插口说道：“我知道，一九九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基本法》获全国人大通过，标志着《基本法》的立法工程圆满结束，也标志着澳门社会进入回归的后过渡期。据说你当时工作的机构就解散了，你失业了吗？”

 “哈哈，失业倒没失业。”余文峰笑着回答，“正如你说的，《基本法》获全国人大通过后，我第一个服务构构─澳门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秘书处也完成历史使命而解散。”余文峰回顾说：“从九一年毕业到九三年三月这段工作期间，自己感觉是非常充实。当时刚刚毕业，小伙子都有使不完的劲，加上澳门社会期盼回归，參与《基本法》咨询的热情也很高。每当想到自己为《基本法》的起草和完善付出了努力，心中总有一种自豪感和满足感，所有的劳累和辛苦都是值得的。《基本法》我也有份参与，就是这种感觉和感情。”

 “当时并不算失业，而是协助筹备在原澳门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的基础成立一个新的社团组织--澳门基本法协进会，由这个组织主动持续地承担起宣传推广基本法的工作和责任。我在这机构的秘书处一下子就工作了六年多，直到澳门回归。”

在这六年多的时间里，由于工作的关系，余文峰对《基本法》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通过主动研究、探索，提升了对《基本法》精神和内容的认识层次，为回归后进入特区政府工作提供了很好的政治认识基础和莫大的帮助。因为澳门回归后，澳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对外交往等等全都以《基本法》为基础和准绳依归。余文峰打趣说：“在这六年多里，每天接触、工作的都是《基本法》，连作梦都是《基本法》！ ”。 “我后来也在澳门的一所高校攻读了一个法学硕士课程，毕业论文研究方向也是《基本法》，这对于我来说是比较轻松的一件事，所以很容易就完成了论文答辩。”余文峰笑着说。

在澳门后过渡的六年多中，除了积极投身《基本法》的宣传推广外，余文峰也积极参与了一些重大的社会政治活动，包括参与由澳门社会各界组成的庆祝国庆筹委会、各界庆祝澳门回归筹委会等组织，积极支持爱国爱澳力量参与立法会竞选等。“这些社会活动为我提供了不同类型、层面的锻炼机会，让我学习到不同的知识、学问和技巧，也逐步建立起自己的社会人际网络，收获非常大。回想起来，这六年多的时间，是我提升自己知识和能力的宝贵阶段，尤其对巩固爱国爱澳、“一国两制”的信念是一个提升的时期。”余文峰这样总结。

另外，余文峰还自豪地说：“澳门回归的时刻，自己还非常荣幸地参与和见证了澳门政权交接仪式和澳门特区成立仪式。当时30岁刚出头的我，被两场仪式庄严肃穆的场景感染，加上喜悦、自豪、激动的交集，和现场的很多长辈一样都热泪盈眶。”

《基本法》伴随澳门回归祖国，即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正式生效实施，余文峰也进入了特区政府服务。明年澳门回归祖国即将二十周年了，余文峰在特区政府服务也将快二十年。那么，在余文峰的脑海里，这十几二十年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事件呢？

 “还是与落实贯彻《基本法》有关的事情。”余文峰朗朗大笑地说，“其实印象深刻的事件不少，因为特区政府的工作离不开《基本法》的规定、原则和精神。每当在日常工作中碰到和《基本法》有关的问题，都会勾起我当时在《基本法》起草、咨询和宣传推广中的一些回忆，并且又能从中得到新的启发和收获”。

 “真要说印象深刻的，我觉得是《维护国家安全法》以及澳门政制发展方面的立法和修法这两件大事。”余文峰这样回忆道，“说《维护国家安全法》大家可能不一定明白，但是说“23条立法”，这个在港澳地区大家可能都比较明白是什么回事。说白了，“23条立法”就是港澳《基本法》的第23条都明确规定，两个特别行政区有宪制责任自行立法维护国家的安全。 ”

我有点好奇地问：“其实这个条文的表述非常简单，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为什么你说給你留下深刻的印象呢？”余文峰解释说：“是啊，其实国际上大多数国家都有针对破坏国家领土完整、安全、主权统一的行为、行动而制定有关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这本来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但这个立法放在社会构成比较繁杂、潜在反对势力的港澳地区来说却具有一定的复杂度。”余文峰介绍说：“针对这种情况，当时特区政府在公开咨询上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是以法律条文稿的方式广泛征询各界的意见和建议，收集意见的渠道也开创了澳门史上的先河，只要你愿意发表意见，你的意见都能汇总到相关部门，具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更会被分析和研究。事实上，最终通过的条文和当初拿出来咨询的条文稿，在听取和吸收广大市民意见的基础上作出了多处的修改和完善。2009年3月3日，澳门特区的《维护国家安全法》正式生效。”

余文峰接着说：“《维护国家安全法》的颁布实施，是特区政府和澳门居民共同携手贯彻落实《基本法》的一次社会参与度很高的立法活动，圆满完成了《基本法》规定的澳门特区的宪制责任。我能参与其中，是一次运用《基本法》、贯彻《基本法》的很好的学习机会。”

余文峰介绍道说：“另一件比较深刻也是全民参与面极广的工作就是修改《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即修改2013年立法会产生办法和2014年行政长官产生办法。这次修法非常顺利，而且它的咨询过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按照《基本法》及其附件，行政长官是由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按未修改前，这个选举委员会由300个不同界别的人士组成；而澳门立法会是由直接、间选和委任三种方式产生，当时的比例是10：10：7，共27名议员。

为什么大家都关注这两个产生办法的修改？余文峰解释道，除了这是澳门回归后对《基本法》的附件第一次作出修改外，主要还是因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是澳门特区政治体制的两个重大组成部分，更直接地讲，此次修改将涉及上面所讲的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委员数目和立法会议员数目的调整变化，涉及政治制度的发展变化，也涉及选举结果格局的构成。

余文峰也介绍说，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规定和步骤，就修改2013年立法会产生办法和2014年行政长官产生办法，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两次大规模的公开咨询活动，第一次是解决“两个产生办法是否需要修改”的问题，并就此形成社会共识上报中央，这次咨询持续一个月。第二次是解决“如需修改，怎样改”的问题，这也是修改的核心问题，这次咨询持续45天。相比两次咨询，第二次的咨询可以说是铺天盖地：派发咨询文本2万1千多份、网上下载的咨询文件2千1百多份、印制并向居民寄发了22万份宣传单张；开设专题网页，共34万人次浏览，共4万多人在网上发表意见；最后收到的意见和建议165,247份。

 “厉害了，这是我参与过的规模最大、收集意见最多，民众参与度最高的一次立（修）法工作，而且这还是政治性议题的咨询活动，谁说澳门居民是政治冷感！”余文峰一本正经地说，“还有，这16万5千多份的意见或建议不经整理、修辑，全部原文上网，任何一个发表过意见或建议的人都可以在网上查找得到相应的原文，市民都无不说那真是公开透明的咨询啊。”

和余文峰交流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像是在听故事，从他的讲述中，俨然就是一部简明的澳门回归史，一部简明的《基本法》宣传推广史，一部澳门居民积极参与澳门回归事务的浓缩史，也为我上了《基本法》起草、咨询、宣传推广以至回归后贯彻落实《基本法》的宝贵一课。余文峰的经历似乎比较特别，他的人生规划和澳门回归、《基本法》紧紧地连在一起，正如他所说：“这条路还将继续走下去，在有生之年继续见证、参与“一国两制”的实践和《基本法》的恒久落实。 ”

谈到目前工作以外的社会参与情况，余文峰感恩地说：得到特区政府的信任和推荐，今年担任了山西省政协委员，以前做过广东省青联委员，现在转换了角色，如何发挥政协委员的双重作用是我未来几年在政协服务的工作方向，自己也还在学习，尽自己的努力为推进澳门和山西的合作共赢和发展做点实事。

（完）